人们拒绝了解和思考,因为不愿丧失大众认同带来的温暖和安全

大红鹰主论坛:人们拒绝了解和思考,因为不愿丧失大众认同带来的温暖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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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奋斗与牺牲,铁一般地证明,一个民族要赢得尊严有多么艰难,一个国家要换取和平是多么不易!先烈血沃中华,忠魂千秋不朽。刘阿姨说:“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根本想象不到那时候情况有多危急,也体会不到我们多感激那位好心人。  20倍暴利,利益熏心,铤而走险。11月11日,他女儿被一颗从天而降的铁球砸中后,最终不治身亡。

但一份报纸在周末进行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首相的做法,有57%的受访者反对赌场合法化。所以,常年来,中国遭了欺负之后,外交部都会严正地抗议,强烈地谴责。作为后续回报,四院在支付药品款上也从未拖欠过,均按时支付。湖南省儿童医院党委书记姚旭介绍,目前,国际先进的医疗体系已形成了“公众自救互救——急救系统院前急救——医院急救”3个环节相扣的急救链。

2020年07月31日 11:12:18
来源:凤凰网文化

当一个热点事件出现,硝烟四起的舆论场最不缺的现象即是情绪先行、抱团站队继而挤压相斥意见的话语权。对立的意见往往引发的是语言暴力的冲突和寻找阵营的庇护而不是正常的沟通与辩论。这种模式下,倾听与包容不复存在,于是平等智性的交流就失去了生存空间 。

但归根结底,以上种种冲突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很少有人愿意独立思考。思想惰性和寻求认同的本能在如今的网络生态下被放大,一个熟悉的圈子带来的庇护似乎比独立思考来得安全又省事。弱思考力消减了产生“真正对话”的可能性,而抱团站队导致的认知偏见与集体狂热又加重了舆论环境对个体思考力的侵蚀,一个戾气翻滚的闭环应运而生。

艾伦·雅各布斯的《喧哗的大多数》就精准嵌入了互联网时代对“思考”这一命题的认知动荡,意图告诉我们,当群体的价值观输出忽略甚至淹没了个体的声音,归属感成为人与人之间彼此划界的武器,我们便更需要获得思考的意志,突出社交媒体集群遍布、舆论洪流的重围,坦然面对一个圈子的拉拢或厌弃,以至恢复具有思考力的精神生活。

心理学大师丹尼尔·卡尼曼将他对认知偏差毕生的研究成果融入了著作《思考,快与慢》中。他提到,在我们的思维装置中,有相当一部分,也就是产生直觉的那一部分,“并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年龄的增长可能会起到一些作用,但除此之外,我们能做的不多。现如今我的直觉思维还总是让我陷入过度的自信、极端的推测和预估的偏差中,就像我在研究这些问题之前所表现的那样”。这显然不是什么鼓舞人心的话。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比伟大的丹尼尔·卡尼曼要乐观一些,可能我有些自以为是了,不过,我确实相信,我们还是有办法去理解和改善自己在思考中存在的问题的,虽然这些方法尚处于探索之中。近些年,我们可能过于关注思考的科学性,忽视了思考的艺术性。有些人文传统,尽管很古老,却可以帮助我们对“思考”本身进行思考,从而让我们更善于思考。

在我看来,我们需要解决的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获得思考的意志——我们总在坚定地逃避思考,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没有几个人想要真正思考,思考让我们负累,思考使我们厌倦,思考会迫使我们远离熟悉舒适的习惯,思考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复杂。在与钦佩、喜爱或想要追随的人交往时,思考会使我们与对方产生分歧,或者至少使彼此的关系扑朔迷离。因此,谁还会想要思考呢?

图源:《死亡诗社》

何况,就像卡尼曼在他著作的书名中指出的那样,自觉的思考,是“慢”的思考。常用项目管理软件Basecamp的开发者贾森·弗里德曾提到他在一个会议中听报告的经历,他说自己不喜欢这个报告,不赞同发言者的观点,因此越听情绪越激愤。报告终于结束了,他冲向发言者,开始表达自己的想法。发言者听完后,只说了一句话:“请给它5分钟的时间。”

听到发言者的话,弗里德吃了一惊,接着意识到了自己所犯的错误。报告开始没多久,弗里德就已经停止了倾听: 他听到了一些自己不同意的观点,立即进入了反驳模式,而在反驳模式中,倾听已不复存在。当倾听停止时,思考也就停止了。进入反驳模式意味着你已经完成了所有你需要做的思考,无须更多信息反馈。

弗里德对这位发言人的话印象深刻,后来就将“给它5分钟”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我们也应该这样做。不过在此之前,或许应当反思一下我们的信息加工习惯,也就是我们获取、传递和回应信息的方式(主要是在网络上)是不是让我们很难花时间去思考?我所了解的社交媒体,都不会在信息回复方面设置强制性的等待时间。尽管谷歌邮箱设置了邮件发送前的“确认时限”,你可以在此期间改变主意“取消发送”,却不过仅有30秒而已(如果是24个钟头,或许效果会更好些)。

你觉得我是在危言耸听吗?或者只是在责怪社交媒体?也许是吧。不过,当我读到弗里德的故事时,我突然意识到,我也会经常不知不觉地进入反驳模式——而且往往是对一个话题越感兴趣,就越有可能屈服于这种诱惑。我相当明了这种感受,当我因为网上的一些言论而出离愤怒时,我双手颤抖,忍不住马上敲打键盘,进行反驳和回击,其中有很多推文都是我希望能被撤回的,事实上,我也的确删掉了很多推文,但它们已经伤害到了别人,或者损害了我冷静理智的名声。我对自己说,如果我早先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就不会把它们发出去了。可惜我还是免不了跟着感觉走,随着社交媒体的流量速度勇往直前。

或许你坚信自己不会像我一样,不过在全然摒除这种可能性之前,为什么不“给它5分钟”呢?

如果你想要思考,那么你就要尽量消减“寻求认同的本能”

总有这样的时候,你可以称之为巧合,或者命中注定,你读到的内容刚好满足所需。几个月前,当我认真评估自己在网上,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上所花费的时间时,就恰好读到了两位睿智的作家——玛丽莲·罗宾逊和T. S.艾略特的文章。

罗宾逊在1994年的文章《清教徒与正经人》中,就很多人对清教徒(这个词现在说出来可能更多是一种侮辱)的轻蔑态度提出了质疑,并对清教徒所持有的想法以及他们为什么会持有这些想法给予了更为充分和准确的阐述。在写作文章中,她发现:“我们谈论和评价清教徒的方式,恰恰展现了我们眼中清教徒的重要特征。”也就是说,人们在谈论清教徒时所持有的态度,正吻合了我们贴给清教徒的标签——僵化死板,思想狭隘,愤世嫉俗。

为什么会这样呢?人们为什么会以如此“清教徒”的方式来对待清教徒?“原因很简单,”罗宾逊写道, “我们总是有一种集体性狂热,想要贬损一件我们并不完全了解的事物,只因为我们知道这是被社会所认可的。这种认知让我们乐在其中,对清教徒的评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指责清教徒,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交谈的对象对清教徒群体持有与我们相同的观点,而且很乐意听我们提起这个话题。至于我们所说的话与清教徒实际的行为和信仰是否真的有关,这并不重要。用什么词都没关系,也不具备任何效力,它倒更像是一句加入某个组织或俱乐部的暗语。

罗宾逊进一步评论,这种现象“展示了舆论是如何有效阻止人们对某一话题提出质疑的”,这真是一语中的。 当某种言论对我加入一个群体的效用越明显时,我就越不愿意去评估自己表述的合理性。那些喜欢指责他人是清教徒的人,对清教徒实际上的样子知之甚少,他们不过是不愿意动脑筋去思考罢了。

罗宾逊的分析相当精准,更可贵的是,这篇文章发表在互联网攻陷各种文化形态之前。既然思考会剥夺人们“持有大众认同的观点时所感受到的愉悦”,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思考呢?何况在如今的网络大环境下,到处都是点赞、爱豆、粉丝和朋友圈,想要了解社会对某种观点的认同感,是再迅速、再容易不过的事了。罗宾逊在文章结尾处写下了发人深省的句子,她认为在这种环境下,“接受未经权威证实的观点,会使人们深受一知半解之害”。这不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意或蓄意杜绝异端的社会里(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而是源于人们强烈寻求认同的本能”。 如果你想要思考,那么你将不得不尽量消减这种“寻求认同的本能”。不过考虑到这种本能的强大威力,我亲爱的读者,你大概是不会愿意给自己找这种麻烦的。

这种寻求认同的本能在我们这个时代被放大和强化,因为我们每天都被淹没在疯狂的信息洪流中,尽管这些信息往往是无稽之谈。再次重申,这并非什么新鲜事。艾略特在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就描述了这样一种现象,当时他以为这是19世纪所特有的:“当有那么多事情需要了解的时候,当同样的词在这么多知识领域中被赋予了不同含义的时候,当每个人都对很多事情一知半解的时候,谁都很难判断他是否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请让我把重点放在艾略特的结论上——“ 当我们不知道,或者当我们知道得还不够多的时候,我们总是倾向于以情感来代替思考”

对于我们身处的时代,艾略特做出了比我们这些当代人更为敏锐的论断,而且令人不安的是,他的言论与罗宾逊的分析相当一致。 人们不愿意了解和思考某些事情,因为他们不愿丧失“持有大众认同的观点时所感受到的愉悦”。当他们寻求认同的本能得到满足时,会欣喜若狂;受到打压时,则会感到异常愤怒。社会联结通过情感共享得以加强,而情感共享又激发了社会联结,这是一个将反思排斥在外的思考闭环。罗宾逊和艾略特的言论对如今网络生活持久强力的影响做了详尽的解释,但我越来越觉得,它们对“线下生活”也同样适用。

任何声称自己不受这种力量影响的人都是在自欺欺人。人类天生就是无法对所处社会圈子的异动和节奏绝缘的物种。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问题只在于我们是不是曾有过那么一丝不愿随波逐流的意志力。 任何一位真正想要思考的人,都必须培养一些策略,让自己能够辨别任何可能存在的社会压力,让自己能够坦然面对社会圈子的拉拢和厌弃。想要思考,就必须练习忍耐,压制恐惧。

真正健康的群体对思考和质疑都是持开放态度的

在乔纳森·海特2012年的著作《正义之心》中,他试图探究我们为什么会持有不同的见解,尤其是在(但不仅仅是在)政治和宗教领域;更重要的是,他想要知道人们为什么很难关注到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左,却同样聪明智慧、举止正派的人。

作者: [美] 乔纳森·海特

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

副标题: 为什么人们总是坚持"我对你错"

原作名: The Righteous Mind: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

译者: 舒明月 / 胡晓旭

出版年: 2014-5-1

海特的核心观点是:“在思考中,直觉位居第一,推理在直觉之后。道德上的直觉总是自动自发地产生,而完整的推理则很难有机会发挥作用,而且往往是来自那些最初的直觉。” 因此我们在“道德层面的讨论”,“大多是事后空无一物的编造,只为了迎合一个或多个直觉目标”。

海特谈论得比较多的,是我们的“道德直觉”带来的两大影响:它们会联结人们的思想,它们也会蒙蔽人们的双眼。“人们组合成各个政治群体,分享着各自的道德信仰。不过,一旦他们形成了某一特定的道德信仰,就会对其他的道德信仰视而不见。”“‘ 道德矩阵’将人们联结在一起,却也使他们对其他矩阵的团结性,甚至存在本身都视而不见。”

但是,我们最初的道德直觉,以及对我们的道德生活起决定性作用的直觉是从何而来的呢?海特为这种现象提供了一个解释,他认为人们对新观点的不同态度是写在基因里的:有些人天生倾向于接纳新事物,有些人则对新事物充满了恐惧和排斥。但这似乎无法解释一切,尤其是那些改变了自己想法的人:一个做出重大思想转变的人,一生中肯定接触过不止一个新想法,但还是会拒绝或忽视其中的大多数。所以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了“道德矩阵”的形成,使之成为人们评判万事万物的标准?

1944年11月,C. S. 刘易斯在伦敦国王学院发表纪念演说,他提醒听众们关注现实状况,提出在每一个社会机构中,都存在一个与正式机构平行的“次等或不成文的体系”,即“内环”。牧师并不总是教堂里最有影响力的人,老板也不一定是工作场所中最具权威性的人。有时候,那些没有正式头衔或官方权威的人,恰恰是决定了组织工作方式的人,是他们形成了组织的“内环”。

他宣称:

“我相信,所有人在人生中的某些特定时期,或者从出生到死亡,都存在着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对‘内环’归属感的渴望和被‘内环’排斥的恐惧。”年轻人需要了解这种渴望,因为“在所有激情和欲望中,对‘内环’的渴望也许会让一个还不太坏的人做出很坏的事”。

“内环”的腐蚀力和影响力非常深远强大,因为它从来不认为自己是邪恶的,或者说它其实从来就没有宣扬过自己的存在。基于这些理由,刘易斯在国王学院的演讲中向听众们做出了“预言”:

“你们十有八九都会遇到一些可能导致恶行的选择,而它的到来是那样悄无声息……趁着一杯酒或一杯咖啡下肚,它会将自己伪装成一件琐事,或是玩笑之间的无聊言语……显露出一些蛛丝马迹。”当选择到来时,“你会被它吸引,这并非是因为你渴望获利或贪图安逸,而仅仅是因为在那一刻,当温暖的杯子如此靠近你的嘴唇时,你再也无法忍受回到‘外部’冰冷世界中的痛苦”。那些“还不太坏”的人正是以这种微妙的方式卷入了“坏事”之中,而坏事做多了,也就成为品行恶劣的人了。

我认为,我们的“道德矩阵”就是这样形成的: 我们偶然遇到一个群体,碰巧当时对我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于是就产生了归属于这个群体的不可抗拒的愿望。这可能源于一种写在我们基因里的倾向,但这种倾向的激活,却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恰巧在什么时间遇到了一群怎样的人。这其实很偶然,甚至有些可怕:如果我们遇到了一群有吸引力、有意思的人,却持有与我们截然不同的观点,那么我们可能也会完全认同他们的观点。

当然,我并没有比海特阐释得更多。我声称人们会被对他们有吸引力之人的想法所吸引,这种说法很可能会遭到指责,但从整体层面讨论某事时,总是很难深入阐释。对有些人来说,新鲜人群的吸引力在于他们看起来很聪明,或是富有、美丽。对于其他一些人来说,新鲜人群的吸引力在于,无论是在社交、宗教、还是政治上,这些人都持有与他们所厌恶的原生家庭完全不同的观点。

图源:《杀死伊芙》

无论是上述哪种情况,一旦我们受到吸引并获准进入, 一旦我们成为小圈子的成员,我们就会以事后合理化的方式维护我们的地位,明确我们的群体认同感,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接下来会试着分辨出那些“圈外人”,那些不属于我们这个小圈子的人(这是下一章的主题)。值得注意的是,就像谷歌工程师埃弗里·佩纳润所说,聪明人之所以聪明,原因之一是他们善于对自己的言行做出合理的解释:“聪明人会遇到一个问题,尤其是当他们身处规模较大的群体中时:他们需要具备对任何事情做出令人信服的合理化解释的能力。”

但是,相对健康积极的群体从属方式也是存在的,而分辨不健康的“内环”和健康的群体,方式之一就是看待他们对待思考的态度。

“内环”往往会打击、嘲笑、无情地排斥那些提出难堪问题的人。在一些极端情况下,比如当人们参与某种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时,这种现象表现得最为突出。埃里克·霍弗在其经典著作《狂热分子》中对此做出了解释:

因此,当失意者聚集在大规模的运动中时,空气中充满了怀疑。有窥探和监视,有紧张的观察,你还会敏感地察觉到他人监视自己的目光。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群体内病态的不信任,导致的不是分歧,而是高度的一致性。知道自己一直处于他人的监视之中,人们会加倍努力,言谈举止都严格遵从既定的规则,以表达自己的忠诚,逃脱背叛的嫌疑。严格地遵守正统既是相互猜疑的结果,也是热烈信奉的必然。

对霍弗来说,真正健康的群体对思考和质疑都是持开放态度的,只要后面两者是出于善意。

为了进一步做出对比,我们会继续参照刘易斯的论断,因为他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持续和深入的思考。他对这些事物的理解源于他在寄宿学校的经历。他本是个孤独的、酷爱读书的少年,进入了一个层次分明、等级森严、竞争激烈的男生世界,他期望在其中获得并保有一席之地。他憎恨在那里度过的每一刻,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为了生存而向同伴们卑躬屈膝,他对于“内环”的思考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刘易斯认为,现代西方世界只允许我们在“只身一人”和“隶属某个群体”之间选择其一,而做出任何一种选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刘易斯来说,在群体之中,我们都有着差不多的地位和身份,像是演唱会或足球比赛的观众。 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丢失的是“成员资格”,后者可以让你脱离“孤独一人”“默默无闻”的境地。对此,刘易斯解释说:

获得“成员资格”与仅仅成为群体中的一员到底有什么不同,或许可以从家庭结构中窥见一二。祖父、父母、成年的儿子、孩子、狗和猫都是真正的“成员”(在自然意义上),这正因为他们不是同类或同辈。他们是不可互换的,几乎每一个都独一无二……如果你要从中去掉一个,那你减少的不是家庭成员的数目;你破坏的是家庭的结构。

不过,刘易斯接着说,真正的“成员资格”可以以不太正式、未获公认的方式存在,例如“朋友关系”。他举了一个经典的例子:《柳林风声》(这是他最喜欢的书之一)。书中的河鼠、鼹鼠、老獾和蛤蟆组成了“四人小群体”。它们是如此不同,彼此之间虽然存在巨大的差异,一起创造出的能量却远远大于各自简单相加的总和。它们每一个都需要通过其他几位的帮助来完善自己。老獾需要朋友们帮它摆脱冷漠和孤独;蛤蟆需要别的动物帮它……嗯,摆脱困境,它总是让自己陷入困境之中;没有河鼠,鼹鼠永远都不可能体验到“在小船里肆意折腾”的单纯快乐。

《柳林风声》“四人小群体”

关于这个“四人小群体”,最可贵的一点,也许是 它们任何一个都没有试图让其他成员遵循预设的规则。根本没有谁想让蛤蟆改头换面,只是希望它能多一点自我克制。每个成员对群体的贡献就在于其独特性:如果成员之间没有什么显著的不同,它们对群体的价值就降低了。我要补充的是,这也是《哈利·波特》中哈利、赫敏和罗恩之间的友谊得以维系的关键:他们都是格兰芬多的学生,具备勇敢无畏的品质,但性格和爱好几乎完全不同。(奇怪的是,当我要为这类由情感维系、接纳成员独特个性的非正式成员关系举例子时,想到的往往都是儿童文学作品,或许是因为大多数成年人对此种关系已经不再抱有希望了。)

《哈利·波特》三人组

但不管是什么年龄段的人,拥有某种真正的“成员资格”都是思考所必需的。我们已经发现,完全排除他人影响的“独立思考”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也同样看到了“内环”带给人的影响——要拥有归属感就必须遵守统一的规则,因此, 要想避开错误的隶属关系带来的危险处境,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真正从属于或加入一个不那么讲求“志同道合”的群体。

使用推特大约7年后,我认为推特圈已经备受调侃、嘲弄、尖酸言语,甚至是纯粹恨意的毒害,我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但是,我又不想放弃自己在那里所建立的真诚的、宝贵的关系。所以,我决定注册一个推特小号,只有我最看重的那些人才能关注。我的想法是,关注我的人数要少于一百,每个人都是我在现实生活中见过面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要求。结果,关注我的人当中,有的是基督徒,有的是犹太人,有的是无神论者,有的是学者,有的质疑学术圈,有的是社会主义者,有的是保守主义者。在我书写这段文字时,我才意识到我还是遵从了某种“遴选原则”:我选择了那些与自己没有多少共同语言的人交往。经验告诉我,即使我发表了什么他们强烈反对的言论,他们也不会把我一脚踢出去。也就是说,我确信自己是一个新鲜的网络小群体的成员,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有时我甚至会写下一些对于他们的看法——通常只有少数人会做出回应,但当他们回应时,我知道这些反馈来自真实的想法,而不仅仅是情绪化的反应同样,这些人不一定是志同道合的,但他们都天生具备开放性,善于倾听。在这个层面上,他们保持了可贵的一致性。

时至今日,每个人似乎都有一个文化对立者,而且每个人都会在社交媒体上提到自己的文化对立者。我们也许能够回避自己的文化对立者所发出的声音,却无法否认他们的存在,哪怕他们的存在感已经相当微弱。

这是一种相当不健康的局面,它阻止我们承认别人是我们的邻居,即使他们就是我们的邻居。如果我假定一个人是异类,是与我观点相异的人,那么我可能永远不会发现,我最喜欢的电视节目其实也是他最喜欢的;我们喜欢同样的书,虽然喜欢的原因不尽相同;我们也都知道照顾一个长期患病的亲人是种什么感受。我是想说,我们可能很容易忘记这一点: 政治、社会和宗教差异并不是人类经验的全部。“文化对立者”冷酷的分裂逻辑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无穷尽的恶性消耗,使得我们更接近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所说的“每个人敌对每个人”的原始状态。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应该做得更好,我知道怎样和那些在某些方面与我背道而驰的人建立共同的事业目标,我知道这样的经历能拓宽我对世界的认知,我知道这样的经历将迫使我直面自己狭隘的视野、单一的思维方式,以及有时候甚至处于停顿的思考状态。

虽然在更宽广自由的世界上生活非常艰难,甚至可能很痛苦,却无疑是绝对正确的选择。 因为从长远来看,归属感并不是最重要的。

本文节选自

书名:《喧哗的大多数》

副标题:如何在互联网信息洪流时代保持清醒

作者: [美]艾伦?雅各布斯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原作名: How to Think:A Survival Guide for a World at Odds

译者: 刘彩梅

出版年: 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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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大宝

主编 | 魏冰心

图片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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